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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冬天过后的105日或06日,即清明前的一两天,是寒食节。 这个节日在西汉很盛行,第一是纪念春秋时代晋文公的老朋友的介绍子推送。 在这个节日的发源地山西,也有人在过寒食节,但大部分地区都被两天后的清明节所取代。

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在东汉之前,人们只祭祀神殿,不扫墓。 之后,扫墓在寒食节,但清明节是用来旅行的。 这很清楚。 但是在明代,寒食节消失了,或者扫墓的功能和清明节的春游功能混淆了。

坟墓无论在宗教上还是意识形态上都有巩固信徒的意志,有鼓励追随者的政治作用和心理作用。 因此,摧毁敌对者的墓地已成为越来越残酷的斗争手段。 在五十年前的“文革”中,除中山陵外,近代史名人的墓可能都被挖掉变平了。 但是,对于这种“妙计”乱舞,还是在抗战之后,那就是和所谓“汉奸”对比的行动。

汪兆铭死得真早:比日本投降早了大半年。 不仅在战败中被重庆当局羞辱,而且时间、人力和经费都被平安埋葬。 其墓位于南京市郊外明孝陵南侧的梅花山,与中山陵同在。

抗战胜利后,汪氏成为中国最大的汉奸,蒋中正当然不允许这个墓地存在。 他把这个棘手的问题交给最可靠的何应钦解决了。


1946年1月15日,一群在南京的军政要员赶到黄埔路的陆军总部会议室,在这里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不得不亲自布置这项重要而神秘的任务。

“请和我商量一件事。 千万保守秘密,不要向任何方向泄露。 ”

听到什么总司令这么认真的事,出席会议的官员面面相觑,不敢大气。

“委员长即将返回都城,汪精卫这个大汉奸墓,居然葬在梅花山,和孙总理的陵墓齐名,太难看了。”何应钦继续说。 这个时候,参与者清楚地知道会发生什么。

“(指着汪坟)不转移它的话,委员会一定会生气的。 也会妨碍全方位的视听”。 何应钦终于提出了任务要素。

最后明确指示说:“要详细研究如何搬迁,妥善解决。”

话一说完,何应钦退场了。 其次由参谋长萧毅肃布置具体任务。

——本案的首要负责人是卫戍南京七十四军副军长邱维达,他的工兵部队要炸毁汪坟。 何应钦直属的陆军总部工兵指挥官马崇六协助爆破和移动。 首都宪兵司令张镇派员担任就业区戒严的南京市长马超俊在周边进行民事协调协助。

萧毅肃还强调,“总司令受重庆指示”。 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个命令直接由蒋中正下达到何应钦”。 时间很紧急。 梅花盛开,汪兆铭墓左右即将成为梅花胜地。 如果不早点转移坟墓,用萧毅肃的话来说就是“涉及国内和国际的视听”。

军人的行动效率很高。 会议后的第六天深夜,破坟行动开始了。 在这之前的三天里,明孝陵到中山陵之间高度警戒,禁止平民通行。 凌晨0点,在邱维达、马崇六、马超俊的监督下,爆破事业正式开始。

汪兆铭墓外侧是钢筋混凝土,使用150公斤烈性炸药( tnt )爆炸。 仓库一打开,狭窄的楠木棺材放得很平。

2.

开棺验尸。

尸体覆盖着蓝天白日的红旗。 汪伪政权在南京使用的“国旗”和重庆的国民政府一样,都是这个三色旗,表示党统和法统没有改变,依然存在。

挂国旗,三位大佬仔细辨认——确实是汪兆铭本人。 可能用过防腐剂,但脸和尸体都没烂。 因为这张脸很清晰,所以脸色有点暗,同时发黑。

汪兆铭的尸体穿着深蓝色的长裙中国服,这是国民政府规定的文官礼服。 戴着礼帽,腰间系着大丝带,整个服装看起来简洁庄重。

棺材打开后,马超俊仔细检查了棺材内的物品,马崇六下令除邱维达以外的所有军人退出现场。

马超俊此时的行政身份是南京市长。 但更重要的是,他才20岁的时候,也就是从1904年开始跟着孙文,是真正的古老革命——那时同盟会还没有成立——其革命经历比胡汉民、汪兆铭还久远,更别说蒋中正。 而且,马超俊在华侨、洪门、劳动界享有崇高的威望。 他开棺检查的,无疑是最有说服力和公众说服力的候选人。

马超俊仔细调查后发现,汪兆铭确实清廉高洁,棺材里没有什么陪葬品。 后来在他的短上衣口袋里发现了一张长约3英寸的白纸条。 上面有王夫人陈先生亲笔写的《灵魂的归来》。 这是陈氏从日本领尸回来时写的,用于招魂。

刚刚炸毁坟墓的七十四军五十一师的工兵大队长李东阳指着马崇六从陆军总部带来的卡车说:“你的任务是,现在就把棺材装上这辆车。 今晚必须平整墓地,不要留下原迹。 ”。

和马崇六,把棺材装上车后,你们忙着平坟吧。 我先走了。 邱维达突然觉得其中有个大问题。 邱维达还记得为什么钦和萧毅苏布置任务时说“移动”了王坟,然后埋葬在别的地方,怎么不需要工兵? 于是他故意命令李东阳,把载着棺材的卡车带到目的地,表现出了严肃性。

第二天早上,李东阳回到驻地向邱维达报告——他们把汪兆铭喂给烧死炸灰了。 马崇六把棺材运到清凉山,和遗体一起进入火葬场。 半个小时就烧干净了,什么也没剩下。

这时邱维达明白了,为什么钦有两个命令。 会议上说,只要移动王墓,直接部下马崇六就有另一个秘密任务,就是把王兆铭烧成尸体烧灰,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半个月后,梅花山上梅花盛开,汪坟原址建凉亭,边上两条小路,花木稀少,环境优雅,与附近的梅花和遥远的中山陵相映成趣,风景秀丽。 去这个旅游团的市民不断来,只有什么样的有心人才会惊讶:嗯,汪主席的墓去了哪里?

立刻,得到消息的汪文惺窝怒气冲冲地从香港来到了南京。 她是汪兆铭的长女,三十一二岁。 原本“大汉奸”的女儿自觉低人一等,但自己父亲的坟墓在空消失,即使拼了命,也要说出来吗?

汪文惺先去南京市政府找父亲老同志马超俊。 事实上,马超俊真的不知道之后马崇六是怎么解决汪精卫的尸体的。 他不露面,告诉秘书悄悄告诉汪女——去找何应钦。

所以公主每天都会去黄埔路陆军总部门口见何应钦。 其实她很简单。 你可以平整我父亲的坟墓了解我们,但请把骨灰还给我,带回家乡广州埋葬。 何应钦当然不出来,出来也不出汪兆铭的骨灰,连骨灰也没有!

汪文利口越来越绝望了,从心底知道父亲已经没骨了。 她无助地在陆总门口哭了起来。 萧毅苏看到真的很头疼,就告诉部下参谋吓汪女,说要用法律来做,但实际上只能听之任之。

汪文哭了好几天闹得沸沸扬扬。 想想自己的父亲也是国民党元老,长期充当党政军最高领导人。 今天也是国民党的天下,但自己的父亲一个骨灰也没有留下。

这是最终的结局。

但是也没关系。 任何革命家在投身革命的瞬间,一定早就预见到了这个结局。

3.

1944年11月汪兆铭死后,南京汪伪政权的第一把交椅,被转移到陈公博的屁股下。 但是,在他众多最高职务中,只是在“国民政府主席”之前,总是加上“代理”两个字。

做了好事的人和他的亲信商量后,这亲信出了玄机。 “国民政府的主席应该是蒋委员长。 陈(公博)现在为蒋委员长保卫国民政府,等蒋委员长来了,陈还。 所以陈先生现在只能说“代理”吧。 ”

亲信的话不一定能代表陈氏的心。 但是,当时日本帝国夹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出现了败北相,陈氏未必不想为自己留后路。

但他和另一个大汉奸周佛海又不一样了。 后者以前属于“抄送”,和蒋系人物和军队系统有信息表达渠道。 但是,陈公博一直是汪系的铁杆台柱,20多年来与蒋中正集团水火不容,所以即使想避难,也不知道门路在哪。

于是,当日本帝国向盟军投降时,他只能逃往东京。

1945年8月25日,陈公博夫妇7人乘坐飞机逃往日本,希望在这个大混乱时期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之后,他解释说:“我前往日本是为了不引起骚动。” 他说,临走前给蒋中正写了两封信,给何应钦寄信,交给国民党陆军总部南京前进指挥所主任冷欣中将。 信的意思是,我只是暂时离开中国,如果蒋主席或什么总司令要求我自首,马上就能回来。

但是,一上飞机,他的行踪对外变得严格保密。 因此,国民党当局甚至不知道他藏在哪里,在哪个国家。

这时,一封电报泄露了他的行踪。 原来,在他的座机离开南京前夕,日本驻汪伪政权大使向东京的日本外务省发来密电,告知陈公博一行有谁,来日本干什么,希望到达羽田机场后妥善接待和安排云云。

当时,重庆军委有独立于军统组织的特殊技术研究室,其主任由蒋中正的亲信、军委办公厅机械要室主任毛庆祥中将兼任。 这个技术室唯一的任务是破译敌国的秘密电报。

这个关于陈公博下落的日语密码,当时被军委技术室截获,只用了一周就成功破译了。 于是重庆方面也知道了陈氏的下落。

立即何应钦要求冈村宁次向日本当局引渡陈氏一行,并在东京的联军总部协助逮捕。 终于,10月初,美军逮捕了认为在京都安全的陈公博,将其带到了返回南京的军机上。

陈公博是优秀的推广家,善于写文案。 在其回忆录中,他只对两个人“叫老师不知道名字”,那就是汪兆铭和蒋中正,“向他们表示尊敬”。

当然,对于崇拜追随的“汪先生”,他有微词,但行间都是热恋和回护。 关于“蒋先生”,虽然表面上很客气,但语气中夹着枪,把国民党从1926年开始多次大分裂的全部责任都推给了蒋先生。

后来,李宗仁学了这个把戏,在其口述回忆录中也称呼蒋氏为“老师”,并向这个“蒋先生”泼了无数污水。 没想到这是村头儿在争夺舌头上经常使用的无赖把戏,多次被两个政党的国家使用,真叫子孙后代发笑。

这20年间,以陈公博为台柱的汪系“改组派”在野,开展了小组织活动,出版报纸让“蒋先生”狗血淋头。 一旦与军事实力派结合,立即举兵反抗中央,与黄埔系作战制造了血流。

其实,本质上,汪兆铭和侵华日军的结合,以前他和冯玉祥、阎锡山等地方军队的结合,不是双重的——只要能打蒋中正,抓谁的枪都行。 但这次最终和外敌勾结了。 因此,陈公博自己也知道,自己死了。

战后,对侵略军(战犯)和汉奸(汉奸)的审判只是基于政治,并非基于司法,这谁都知道。 法律精神优越的国家,也只是在走的时候假装体面。 但是,陈公博毕竟是1907年16岁时加入国民党的老同志,党龄比蒋中正还长。 而且他擅长传播理论。 在法庭上,为了自己的行为和主张,必须全面辩护。

1946年3月初,陈公博从南京的军统看守所被带到苏州,关在司前街的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 法院就在附近,4月5日,他正式在那里接受审判。

今天看看吧。 从看守所到法院,只要过“长发”蛋糕店和小桥,再拐一个弯。 但是,当时的观众像云一样,堵塞了道路,水泄不通,车只花了7分钟就到了。

这场政治审判虽然过头了,但似乎正经进行了五个小时。 陈公博还是发扬精神,在法庭上滔滔不绝地为所谓“和平运动”辩护。 当然,这没什么用。

周后,江苏高等法院判处死刑并入狱,关进苏州相门狮子口的江苏省第三监狱,等待重庆方面的终审判决。

死刑当然是死刑,然后是“立即执行”。

4.

6月3日,丙戌年端午节的前一天、清晨。 作为狮子口监狱看守的陈松年早就来办公室了。 他拿着昨晚收到的行刑证,让狱警在陈公博身上签名。 陈氏喝醉后,为了减轻一点恐惧,让他带半斤老白干。

陈公博其实以为会有这个结局,但听到要被枪毙,还是浑身颤抖,嘟囔着:“完了,完了。” 但是,他有冷静面对死亡的勇气。 因为,平时喜欢喝酒的他对那个瓶子的老白很冷淡。

8点整,监狱内院左侧廊下陈列着公案,本案公诉人韩焘带着推事和书记员就座。 他是江苏高等检察院的首席检察官,现在他有了另一个重要的身份,是这次执行的监狱官。

陈公博被保安捧了起来,觉得这阵势有点隆重,突然觉得自己要穿得紧一点,同时和监狱的老朋友诀别。 韩焘同意了他的要求。

陈公博回到监仓,换上时髦的黄色尖头鞋,穿着漂亮的蓝布长袍,说:“昨天知道了,也可以理发。 现在来不及了! ’留长发似乎是他人生中唯一的遗憾。

他第一次和汪夫人陈先生道别。 后者的兔子死了,狐狸伤心地说:“没想到你死在蒋介石手里,把人都气死了,真不甘心! ”颤抖着。 然后,陈公博又去了楚民谊的监仓口,握手道别。

回到内院走廊公案之前,韩焘总是查明罪犯身份,宣读罪状,传达终审判决结果。 陈公博没有任何遗言,只是目前正在蒋中写一封很长的信,很遗憾只写了一半。

“我可以写这封信两个多小时吗? 时间够吗? ”。 韩焘问。

“够了,来不及了,”陈公博挥手说。 接着他补充说:“我的监仓抽屉里有认罪书,详细叙述了汪先生参与和平运动的经过。”

“我们将提交法院存档。 ”韩焘回答说。

其实陈公博的意思是可以转为蒋中正。 但是,到了这里,再多要求也没有意义。

“今天谁来给我行刑? ’陈公博突然想起了这个重要的问题。

“他。 ”韩焘指的是周围一位叫周九成的警长。

“请好好打。 请不要太破例。 ”陈公博转过身看着周九成,脸上第一次露出了被要求居中的表情。

“他射击准确,已经执行了很多人,每次都正好受益。 不会太破,放心吧。 ”不知为何,三位检察官异口同声地回答。

陈公博松了一口气。

工作结束,私事结束,终于到了结局。 陈公博挺直了腰,然后做了谁也没料到的事。

——他笑着向韩焘及其两个随员伸出右手,说:“再见! ’亲切地问候。

三名检察官躺下,纷纷伸出手,和他握手道别。

15年后,汉奸金雄白在香港回忆起当时的场景,说:“死刑犯被处决,和监狱官握手分手。 这是千古奇闻。 ”

这让我想起了四年后的故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前国民党十九路军总指挥、爱国将军蒋光鼐投入人民,定居北京。 当时宋庆龄家离蒋光鼐的住所只有一箭之遥,蒋非常虔诚地拜访她,但她拒绝接见。

他后来得知,他北伐、淞沪抗战和福建事变三个时期的老下级周士第也在北京,担任解放军国防空部队司令。 蒋光鼐是个老人,很高兴打来电话。 一开口,周士第就说:“别再干了! 吼了一声。 之后挂断了电话。 蒋光鼐吓得很久都不自然。

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时代与时代之间、政权与政权之间、大小的差距与距离,不仅要解决制度与生活水平,也要解决一些细节与细节。 人的厚道、薄情、人情的温情、冷酷、人心的柔软、阴险,都只存在于细节中。

陈公博走了很久,来到了后院。 这就是刑场。 他边走边问:“我站在哪里? ”。 脚刚停,声音就没落,警长周九成已经射中了他的后脑勺,子弹从右脸颊射出,突然鲜血四溢。


来源:印度时报中文版

标题:“汉奸的结局:汪兆铭和陈公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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