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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今年的全国两会正式闭幕。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开幕式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了政府工作报告，重点是促进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发展可再生能源，改善石油、天然气和电力的生产、供应和销售系统，提高能源储备能力。此外，今年4月国家能源局颁布的《能源法》草案也将可再生能源列为能源发展的优先领域。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不仅符合我国能源可持续发展的正确方向，也是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低碳转型的关键因素。
首先，代表成员就可再生能源提出了建议。
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健康发展需要立法、制度、政策和技术支持。在今年的NPC和CPPCC会议上，代表们提出了一些与可再生能源产业相关的建议，主要分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它是为了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和替代。全国人大代表曹仁贤建议提高可再生能源规划的预见性和可预见性。“十四五”期间，光伏发电新规模不低于3亿千瓦，风力发电新规模不低于1.5亿千瓦。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长城汽车总裁王凤英提出，要大力发展氢能产业，通过政策引导社会资本投资，鼓励能源企业率先建立稳定、便捷、低成本的氢能供应体系。此外，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华能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舒银标表示，要进一步推进海上风电大规模集约化发展，加强科技创新，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快海上风电发展，帮助东部能源转型。
另一方面是可再生能源价格补贴和税收。NPC代表、国家电网湖南电力有限公司董事长孟庆强建议完善电价机制，推动新能源上网电价与火电基准电价“脱钩”。同时，在顶层设计层面进一步出台政策，支持“新能源+储能”模式，为新能源高比例开发提供容量空的支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代表、通渭集团董事长刘汉元提出，要制定更具前瞻性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减轻光伏发电企业的税收负担，解决光伏发电补贴拖欠问题，明确和优化光伏发电产业管理模式等。针对可再生能源消费问题，全国政协委员、金丰科技董事长武钢建议国家能源主管部门尽快出台可再生能源用电制度(配额制)的评估和管理办法，加强可再生能源法的执法力度，严格执行全额保障性购买制度。 建立公平透明的电力交易市场机制，确保可再生能源的充分消费，促进可再生能源有序平稳过渡到平价时代。
二。可再生能源产业的优势
可再生能源发电可以有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根据世界核能协会2011年的一份报告，常规化石能源发电产生的每千兆瓦时温室气体排放量超过500吨二氧化碳当量，而褐煤、煤、石油和天然气发电产生的每千兆瓦时温室气体排放量分别为1069、686、735和500吨二氧化碳当量。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都低于每千兆瓦时100吨二氧化碳当量。太阳能发电和生物质发电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分别为85吨和45吨二氧化碳当量/千兆瓦时，而水力发电和风力发电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均为26吨二氧化碳当量/千兆瓦时。核电每排放1千兆瓦时的温室气体产生28吨二氧化碳当量[1]。(如图1所示)
图1全生命周期内不同能源发电的温室气体排放强度
资料来源:世界核能协会
技术进步降低了可再生能源的成本。近年来，随着技术的进步，风能和光能等可再生能源的电力成本大幅下降。2019年，中国陆上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相对于煤炭发电的平均溢价为26%，较2010年的100%大幅下降。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创新，其成本甚至会低于火电。根据Wood Mackenzie关于电力和可再生能源的最新研究，《2019年中国各省可再生能源竞争力分析报告》，中国陆上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的平均LCOE现在低于国内天然气发电，并将在2026年实现与煤炭发电的竞争优势[2]。(如图2所示)
图2。中国各种能源的平均发电成本及趋势(2010 -2040)
资料来源:伍德·麦肯齐
利用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可以有效减少碳排放。太阳能光伏发电用于分解水产生氢气，氢气与二氧化碳反应合成甲醇燃料，可用于替代汽车汽油和柴油。目前，由于中国煤炭资源相对丰富，煤制甲醇具有成本优势。然而，在解决煤的清洁高效利用问题的同时，却无法解决煤制甲醇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碳排放问题。随着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的降低和电解水制氢技术的快速进步，其能量转换效率大大提高，制氢成本显著降低。过去，电解水装置的效率只有50%到60%，相当于浪费了将近一半的电能。然而，兰州新区大型电解水制氢技术的能量转化效率可提高15-20%以上，达到目前国际综合技术指标的最高水平。在此基础上，电解水制氢的成本显著降低。现在它已经接近天然气制氢的成本。如果使用光、空气和水的电能，制氢的成本可以接近煤制氢的成本，更重要的是，在制氢过程中可以实现零碳排放[3]。
可再生能源产业链的发展可以提供战略性的新工作。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的数据，2019年与可再生能源相关的工作岗位将超过1100万个，比2017年增加120万个。中国可再生能源就业人数从2017年的395.5万人增加到2019年的407.8万人，增加了12.3万人[4]。此外，中国的风能、光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大部分分布在西部地区。可再生能源及其转换技术的发展可以形成新的产业，为西部地区战略性新兴岗位带来就业机会。
三、可再生能源产业目前面临的问题
拖欠可再生能源补贴的情况继续恶化，影响了可再生能源企业的生存和行业的可持续发展。首先，项目建成后，可再生能源补贴将根据可再生能源补贴目录分批发放，目录的更新周期不固定。最新目录的等待时间长达三年。第二，随着可再生能源规模的扩大，补贴需求继续上升，导致补贴资金缺口不断扩大，补贴拖欠现象日益严重。据统计，2017-2019年补贴资金累计缺口分别达到1500亿元、2331亿元和3000多亿元，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1万亿元。2019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的报告》指出，“十三五”期间90%以上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补贴新来源尚未落实。此外，新一轮皇冠危机导致的生产延迟也影响了中国光伏和陆上风力发电装机容量的增长，使得明年投产的可再生能源项目融资不确定，加剧了融资困难。预计中国分布式光伏项目的增长将放缓。随着中国电力需求的放缓，如果不引入新的补贴政策，无补贴的地面电站项目可能会延期或取消[5]。
住宿问题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自2015年中国弃风弃光现象引起关注以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进行调控，总体上改善了弃风弃光问题，弃风弃光率持续下降，但部分地区形势仍较为严峻。2019年，全国废弃风电总量为169亿千瓦小时，同比下降108亿千瓦小时，平均废弃风电率为4%，同比下降3个百分点，废弃风电率为2%，同比下降1个百分点。风力发电和光伏吸收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西北省份。新疆、甘肃和内蒙古的弃风率仍分别超过5%、14%、7.6%和7.1%。弃风总量为136亿千瓦时，占全国弃风总量的81%。西北地区占全国总人口的87%。西藏、新疆和甘肃的光排斥率分别为24.1%、7.4%和4.0%，而青海的光排斥率提高到7.2%，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
新增装机容量下降和储能推广不力影响了企业盈利能力。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2019年，中国光伏年装机容量连续第二年下降，同比下降32%，至30 GW。2019年7月，约230亿瓦的地面和商业光伏发电项目参与了电网招标。电价同比下降15%-40%，项目盈利能力明显下降[7]。此外，储能推广不力也给可再生能源项目带来潜在风险。目前，常用的储能方法主要分为物理储能、化学储能和电磁储能。其中，技术相对成熟的物理储能方法是抽水蓄能，其能量转换效率为70%-85%。但是，由于建设周期长，地形要求高，无法大规模推广。化学储能因其成本高、容量大而尚未成熟。产品性能不能满足储能要求，暂时无法实现商业化运行。
四、可再生能源投融资建议
在NPC和CPPCC会议期间，金丰科技武汉钢铁有限公司董事长建议将可再生能源补贴纳入专项国债范畴，财政部应利用专项国债向可再生能源企业发放拖欠补贴，以促进可再生能源企业恢复“供血”和“造血”功能。一方面，财政部一次性发行3000亿元可再生能源补贴专项国债，弥补当前可再生能源补贴资金缺口。另一方面，政府将通过发行债券向可再生能源企业筹集资金，解决当前整个可再生能源行业的流动性危机和高负债问题，支持可再生能源健康发展，促进能源结构调整。
此外，随着经济增长和融资环境的改善，商业光伏项目有望在2021年变得更加受欢迎。金融手段可以为可再生能源产业提供金融支持，发行债券等直接融资手段和获得专项贷款等间接融资手段可以支持相关企业走出困境。在直接融资层面，可设立公私伙伴关系基金，将资金直接投资于特定的落地可再生能源项目；根据项目涉及的企业主体，可以推动资本市场设立环保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基金，投资具有成长潜力的优质可再生能源企业。在间接融资层面，银行、信托和资产管理公司可以为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各种类型的贷款支持，以降低贷款成本。此外，由于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运营周期长，金融资本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在项目投融资中采用产融结合的模式，实现可再生能源企业的控股和直接运营，从而在解决资金缺口的同时实现可再生能源产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